重症医学科的阳性病区内，有几张患者自己带来的花毯子，颜色鲜艳，和周围的仪器在一起，显得格外跳脱。
　　15位病人大多昏睡着，几十台仪器同时发出声音，整个监护室里，充斥着忙碌和紧张的气氛。
　　立刻扩容！
　　1月7日上午10点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会议室里，42寸的显示屏幕里，汇集着医院重症、呼吸、传染和影像几位专家。10点是医院新冠多学科会诊（MDT）的时间，按照医务部的安排，各科专家坐在电脑前分析病人的病情，商量出之后的治疗方案。
　　“最近的MDT固定在每天上午10点钟，整周无休。”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张小玲说。
　　从疫情放开到1月7日早晨，二附院重症监护室扩容了19张病床，加上之前的，一共40张床，分布在3个病区。
　　最开始，大批医护中招病倒了，医院暂时关停了大明宫院区的重症监护室；之后，很多病人涌了进来，主院区为了区分阳性患者和阴性患者，在西二楼专门开辟了阳性病区；床位依然没有办法满足重症患者的治疗需求，没过多久，大明宫院区的重症监护室重新“开张”。
　　新设立的阳性病区12月17日开始接收患者，场地是之前神经重症的地盘，这个区域以往收治的，都是做完介入治疗的病人，他们需要用各种仪器，监护整个恢复过程。
　　原本安静的区域一下子变成了“嘈杂”的战场。
　　重症监护室的患者没几个清醒的，他们身上插满了管子，管子尽头连着好几台仪器，几十台仪器滴滴作响，几十位医护忙个不停。
　　按照标准，一位病人应该配备2-3名护士，但是，大批的患者涌入及医护人员感染，在重症病区内，一位护士要照看2位患者。配药室内，桌上密密麻麻放着15个阳性患者的药品。心外科调来的赵护士说，雾化、注射，重症的给药方式很多，不仅如此，药量也多，而且并不是只多一点儿，一不注意，装医废的箱子就溢出来了。“照这个强度，不知道过年还能不能休息。”
　　穿过阳性病区，走到病区尽头的洗手间门口，有大大小小18个氧气罐，重症医学科的护士赵春说，病区刚开的时候，由于突然接收很多需要呼吸机支持氧疗的患者，医院中心供氧的压力下降，需要氧气筒的支援。经过医院供氧站的努力，目前已经基本稳定。但是护士们还是得提前备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　　没人能预知危重症患者汹涌的病情变化，上一秒，病人还清醒地和医护聊天，下一秒就可能突然需要心肺复苏，“能进这儿的患者，都是下过病危通知书的，所有人的病情分类那一栏，全是最高等级的红色。”张小玲说。
　  阳了之后平均2天返岗
　　二附院主院区4楼的重症病房外，一共有23张架子床，重症患者的家属们，需要一直守在医院，病情一有波动，医生就要告知家属。“家属有知情权，住在我们科室的患者，大多生命以分秒计算，病情随时可能变化。”医护说。
　　阳性病区外也如此。从泾阳带父母治病的杨女士，和丈夫一起守在病区外。她父亲住在主院区，母亲住在大明宫院区，两人都在ICU插着管，4个兄弟姐妹分开照料。“我们等了3天终于从县上的医院转进来，今天是住院的第二天，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好起来。”
　　医护们都想尽办法把患者从鬼门关里拉回来。
　　心内科的王花丽和重症医学科的赵春，是较早来阳性病区的两位护士。2020年初，王花丽支援过武汉，西安疫情严重时，她支援过定点医院，在阳性患者护理上，她经验丰富。“我们俩当时一进这个病区就懵了，两个人要护理6位患者。当时我俩分工，他整理资料、记录护理过程，我给病人操作，整整6个小时，我们一刻没停。”王花丽说。
　　重症监护室的医护，阳了后平均2天就返回岗位，没人能在家等到核酸转阴。“大家基本都是高烧结束之后，休息一天半天就回来了。”赵春说。
　　感染高峰期那几天，作为“住院总”的张小玲几乎没法排班。当时，不只是自己科室的医护接连中招病倒，全院都是如此，从其他科室抽调过来的同事，支撑一两个班就开始发高烧。
　　“高烧后第4天我回来上班，当时还在咳嗽，严重的时候，鼻涕连带着眼泪一起出来，但是因为我主管阳性病区，最开始几天一直穿着防护服，带着N95和面屏。当时感觉鼻涕和眼泪都要流进嘴里了，查完病人总算能缓口气，赶紧跑去病区外脱掉防护服处理干净。”张小玲笑着描述当时苦涩又滑稽的场面。
　　有一天终于空出了张床位，张小玲立刻联系专科，让重症病人转进来，但是电话一拨通，她就忍不住咳嗽。“当时专科的老师很有耐心，听我一直咳嗽但没挂电话，最后我终于哑着嗓子说了句，‘病人可以转过来了’，才结束通话。”
　　最近，重症3个病区的“住院总”张小玲一直在十多位病患之间穿梭。
　　缺的是“特种兵”
　　六位医护历时30分钟给一位重症肺炎患者用上了ECMO（体外膜肺氧合）。
　　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王岗教授介绍，这位患者是重症病房里最严重的患者之一，他的基础病太重，肺炎也来势凶猛，有创通气结合俯卧位依然无法改善氧合，只能用上最后的措施——ECMO。ECMO的两根导管有拇指粗，血液从大腿流出，经过膜肺后从颈部流入。“你能看到进出的两根管子里，血液的鲜红程度不一样，静脉血在膜肺里氧合后，颜色就更鲜红了。装上ECMO之后也并非一劳永逸，要更严密地监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，以及凝血功能。”
　　中午1点，几位医护终于岔开时间在休息室吃午饭，主治医生侯彦丽说，为了这场惊心动魄的ECMO大战，她连轴转了30个小时，而这样的强度，是常态。但是，对于从其他科室调来帮忙的医护来说，不只是工作强度变大，工作难度也直线上升，“调来的医护，上一次班就不敢来了，重症的治疗太复杂，他们跟我说，上班的前一天都会失眠，因为心理压力太大。”
　　毫无意外，重症医学科的死亡率在全院相对较高，能从这儿苏醒的患者，都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人。一位78岁患者因为长时间住院，出现了名为谵妄的精神障碍，他半梦半醒，时不时大喊几句；一位92岁的患者，面如槁木，胸部随着体外呼吸机上下浮动。他们大多瘦弱，每天靠着鼻饲管送进去的营养维持全身机能，加上全身多个器官的病变，严重的病耗让他们日渐消瘦。
　　“重症的医护就像特种兵，大家维护的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我们的大夫去别的科室支援，都是让大家稳住，迅速安排所有医护如何配合抢救。所以，目前卫健委及医院组织的重症技术和思维培训非常重要。”张小玲说。
　  有信心打赢这场仗
　　1月7日下午，重症监护室里又加了个床位，15床的病人挪去加床，从专科转进来一位重症患者。对于所有想要住院的患者和家属来说，41个床位似乎微不足道，但对于一个科室的医护来说，同时治疗、护理41位重症病人，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。22位医生，55位护士，分散到3个病区，支撑起整个重症监护室。
　　没有仪器，就从全院调配，医院仪器也不充足，又紧急购置一批。1月7日下午，阳性病区终于有闲下来的5台呼吸机，仪器上用马克笔写着来源：一台来自胸外科，两台是神经科留下的，两台是重症自己的。
　　“起初，已经不分哪些是护士该做的工作，哪些是护工该做的工作，医生给患者吸痰、拍背、取药……除过留置导尿，全都做过了。最近情况明显变缓，之前不知道明天有谁能来上班，现在的排班表已经能排满一周了。”张小玲说。
　　重症医护们都做着双份工作，不仅要支撑三个病区，还要给其他科室调来的医护“上课”，以便他们协助一段时间后，回科室有能力组成一支重症小组，救治病情危重的病人。
　　刚扩容那几天，大家的确都在硬抗，副主任王岗回忆，但是，经历过这场战役，假如说后面还有第二轮第三轮疫情，他有信心能沉着应对，全院都在积极配合打胜这场仗。
　　危重症的工作的确难做，但救活病人那一刻的成就感，足以滋养医护们疲惫的身心。“我作为男护士，不仅义不容辞，在这儿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。”赵春说。“冷静地面临死亡是我们的常态，当为患者溶掉血栓，看着他从心脏停跳到恢复生机，别提多开心。”张小玲说。 
　　（宣传部 整理）